黄帝陵

　　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文化已成为史学家认识和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序篇。此后，这一认识及其历史撰述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不断谱写出伟大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一、黄帝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
　　公元前2世纪末1世纪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出了一部不朽的中国通史——《史记》，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深厚根基。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这对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端首”①的大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作了认真的说明，司马迁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②
　　所谓“本纪书首”，实际上就是《史记》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古”的起点。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关于“五帝”、黄帝，他分别讲到了“学者”“百家”、荐绅先生、孔子所传、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记有关内容的关系；应当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司马迁是作了全面的考察，所以他得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性。其一，它表明白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从“学者”到“长老”对此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事实给予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其二，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以至于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陶冶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尽管清代以来有些学者出于求实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作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但《史记》问世后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却是真切的事实，对这一事实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史记·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史记》记述了秦、汉统一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匈奴列传》则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把黄帝、帝禹、匈奴联系起来了。《史记》对多民族国家历史面貌的反映以及司马迁在民族关系上的这种观念，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两种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不仅在本纪中反映出来，在《史记》的表、书中也各有反映。《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为《世表》。③
　　《三代世表》包含五帝时代，故此表当从黄帝记起。上述两段话是反复说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而历代谱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是不可凭信的，故司马迁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做法：“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为《世表》”。文中，还表明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疑则传疑”的史学原则与方法的推崇。
　　司马迁的《史记·历书》序中说：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④
　　司马迁没有对“五官”作说明，故后人多有推测，不得要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论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在《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在《历书》序中又说“神农以前尚矣”等等，说法不一，处置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一个总的目的却始终贯穿其间，那就是“上记轩辕”。本纪，记大事；表，谱年爵；书，写制度；《史记》从这三个方面来反映“上记轩辕”，这是把关于黄帝的零星的传说纳入到比较广阔和有序的历史视野之中，从而为后世作为观念形态的黄帝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黄帝文化(包含史事、年爵、制度等)乃是伟大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源头。
　　二、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源远流长
　　黄帝文化精神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于它培育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承和发展。这里说的历史认同，主要表现在血缘、地理和治统观念等几个方面；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心理、制度、道统观念等几个方面。
　　关于历史认同的传统。首先说血缘观念。先秦时期，血缘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这种观念是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的。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在同晋公子重耳的一次谈话中讲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又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⑤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口相传，已有久远的历史。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五帝之首。他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⑥从司空季子到司马迁，广泛地传播了炎、黄的观念，尤其是“黄帝二十五子”和“五帝”“三王”(夏、商、周)的观念，都带有浓厚血缘关系的色彩。联想到西周社会的特点，这种观念的流传也就顺理成章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礼记·礼运》篇也有明确的说法：“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些都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血缘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社会特点。战国以下，尽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废分封而立郡县，但血缘关系的重要，却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长久地存在着。司马迁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⑦唐初史家称：北周(鲜卑族宇文部所建)文帝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⑧“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库莫奚，鲜卑之别种”。⑨又称：“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⑩元朝皇家史馆修《辽史》时，碰到一个关于血缘观念的难题，但史官们却郑重而又睿智地作了处理，这就是：
　　庖牺氏降，炎帝、黄帝氏子孙众多，五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11)。
　　可以认为，这是元朝的史官们结合当时修史中碰到的问题，对大约2000年前的司空季子和其后的司马迁、唐初史家们所持观念的极好的继承。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观念的传承，对于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其次说地理观念。人们都很熟悉这几句古老的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诗经》中还多有“四方之纲”“四方为则”“四方为纲”“四方爰发”“经营四方”“日靖四方”“于以四方”等诗句，这些都应与地缘观念有关。联想到上述血缘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战国时期，人们用夏禹的名义提出了“九州”的观念，指出：“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指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13)所谓“九州”，是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多为后来历代行政建置所沿用。这种地理观念的传承，以及秦、汉皇朝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乃是司马迁、班固撰写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马迁描绘出中原及周边各民族历史的伟大画卷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序文中写道：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14)    
　　人们的地理观念，由于秦、汉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而更加发展了，也更加具体化了。显然，司马迁的民族观念和班固的地理观念及其撰述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在历代地理总志和有关的地理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地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直至《大清一统志》。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认同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说治统观念。上文讲到，“治统”是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对此，司马迁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记述与解说。《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及西汉前期诸帝本纪等，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以不同的表述形式清晰地描述出了“治统”的轨迹。尽管后来班固不承认秦、项，但还是力主“汉绍尧运”；以及历史上种种正闰之争、“中国”之争、正统之争，而总的方向都没有脱离“治统”的轨迹。“治统”的渊源，自是“五帝三王”；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则往往又是指汉、唐政治。如果说羯族出身的石勒不敢以“轩辕之亚”自居，表明若遇汉高祖“当北面而事之”，遇汉光武帝则“并驱于中原”(15)，是真诚的表白的话，那么，唐高祖李渊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皇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着绩，无乏于时”云云(16)，则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气度。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对“治统”的共识。其他如：辽圣宗留心于唐朝的统治经验，并阅读《唐书》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17)。元初，大臣王鹗向元世祖建议修撰前朝史，认为这是为了“以见祖宗圣德得天下辽、金、宋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8)又，元惠宗至顺四年(1333年)，有人重刻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前翰林学士吴澄作序称：夏、商、周、汉、唐各有美政，“然譬之行远必自迩，譬之登高必自卑，则《贞观政要》之书，何可无也!”前奎章阁大学士郭思贞作序称：“仁义之心，亘古今而无间，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进辅于圣朝，则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观是编者，尚勖之哉!”(19)再如：清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祭黄帝陵文中有“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等语。凡此，都是从不同方面在强调“治统”的重要。尤其是隋唐以下，不论是以契丹贵族为主的辽朝最高统治集团，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还是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或者是以汉族贵族为主的各个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承认并尊重这个“治统”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认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关于文化认同的传统。关于心理方面。这主要指人们在心理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包容。《诗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它对西周、春秋以至于后来人们心理的影响是深远的。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年)，在一次会盟活动中，晋国大夫范宣子不同意姜戎首领戎子驹支参与会盟，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戎子驹支在回顾了晋、戎关系史，陈述了诸戎对晋国的开发和发展的种种贡献后，慨然说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他乃“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是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而误国的诗。戎子驹支在这种郑重的场合把它念出来，表明他认同此诗的含义。这使范宣子十分感动，于是“宣子辞焉，使即来于会，成恺悌也”。(20)这真是一段反映在心理方面的文化认同的历史佳话。
　　在文化认同的心理方面，孔子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周景王二十年(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井井有条地作了一番回答，讲得很有道理。孔子听说此事，“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21)郯人非夷，然与夷杂居，故孔子有此言。这件事生动地表明了孔子的文化心态：一是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说法，二是虚心向别人学习自己所未知的知识，而不考虑民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孔子产生了“欲居九夷”的想法(22)。孔子的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当时“诸华”与“诸夷”在文化上走向融合的趋势。此后，十六国时，石勒喜读《汉书》(23)。南北朝时，北魏与萧齐互遣使臣通好，魏孝文帝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24)金朝金世宗设立译书所，翻译《五经》、“十七史”等书，他说：翻译《五经》是要“使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25)。这些认识，这些观念，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族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正是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才可能有元代大德年间的历代正史刻本，有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这些大型文化工程的创举。
　　关于制度方面。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说：“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6)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7)这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有连续性的。战国时期，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华族”对“胡人”的学习。南北朝时，北朝有许多制度是南朝人帮助制订的，而魏孝文帝改革也包含了不少“汉化”的内容。隋唐的若干制度却又源于北朝，并形成基本的定制。辽朝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北面官以契丹制治契丹人，反映了制度文化认同与融合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金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是从隋唐制度中得到的借鉴。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它们的制度都带着一些蒙古族和满族原有的民族特色，但其主流则仍是汉、唐、两宋以来制度的沿袭和发展。清代乾隆皇帝评论唐代史家杜佑所撰典制体通史《通典》一书说得好：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28)这或许可以看作各族对中国古代制度文化认同的代表性言论。
　　关于道统方面。这在本质上是指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其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必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立身行事的准则，是仁义忠信；其社会伦理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处事方法，是主张“中庸”，等等。这些，都是经书所提倡的。《隋书·经籍志一》经部总序云：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箭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29)
　　其后，宋人朱熹编辑《四书》，他所提倡的大致也是这些道理。清代修《四库全书》，其经部总叙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30)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隋书》经部总序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即精神文化的一次总结；而《四库全书》经部总叙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其间，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岁月，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思想认同，进一步反映了所谓“道统”的传统。这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与各族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相悖的言论和思想，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言论和思想并不符合与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人震惊，眼界和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观念、疆域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等等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黄帝祭祀传统的历史意义
　　祭祀黄帝冢、黄帝陵，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中的一件大事。这个传统，最早起于西汉，中经北魏、唐、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从未间断。从现存的皇家祭文来看，以明清两代为多。其中，尤以清朝诸帝的祭文更为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
　　顺治八年(1651年)，即清王朝基本确立对全国统治后的第七年，顺治帝在祭告黄帝文中写道：“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维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帝“御制”祭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31)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御制”祭文再次表明：“自古帝王受天显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32)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在祭文中都明确提出“道统”和“治统”的观念，这是一个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
　　何谓“道统”?按照学术界历来的说法，这是指儒家传道的系统，也可以说是儒家一派人物所认可的思想传统：近则指文、武、周公、孔、孟的思想传统；远则追溯尧、舜、禹、汤。何谓“治统”?如前所说，这是治理之统，亦即统治之统。在中国史书记载上，所谓“治统”，远尊“五帝三王”，近承汉、唐风范，可谓史不绝书。所谓“统”，是指一脉相承的系统。《孟子·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后历代皇帝多沿用“垂统”一词，是表明上有所承，下有所传。
　　清朝皇帝强调“维道统”“继道统”，是表明上承儒家学说的思想传统，这是关于中华文明在文化认同方面的高度概括。他们强调“新治统”，第一，是表明继承黄帝以来的政治传统，即“时代虽殊，而继治同道，后先一揆”“累朝之统绪相承”“百代之英灵如在”“累朝之治法相传”“千载之英灵如在”(33)。第二，是表明清朝在政治统治上不重蹈前人的覆辙而有所革新。合而论之，这是关于中华文明在政治实体上之连续性的历史认同。清朝在奠定国家版图，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方面，以及在文化上的许多总结性工程，都证明了这种认同的伟大作用。这种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底蕴。这在中国历代典籍中有丰富的记载和鲜明的反映，从清朝皇帝祭黄帝陵文可窥其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祭祀黄帝正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光辉的表现。
　　不论是文化认同，还是历史认同，都不自清朝始，它们萌发于先秦，弘扬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间，十六国、南北朝、西夏、辽、金，亦未曾间断，至近代以来，又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即表现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第二，是中华民族之认同所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对民族救亡的伟大意义。1937年4月，国共两党都派代表公祭黄帝陵。国民党“中央祭文”序称“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四日民族扫墓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忆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特派……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云云(34)。1937年4月6日《新中华报》则发表了中央苏区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消息，报道写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代表致祭黄帝坟墓，举行民族扫墓典礼。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其重大意义在于昭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国难当头是不甘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表明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神圣国土的坚强决心。正如这篇报道中所言：“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
　　在这次公祭活动中，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祭文》。祭文写道：“维中华民国廿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祭文最后一字千钧地写道：“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无谖。”(35)这是人民的意志、民族的决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和最终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精神支柱。今天，当我们重温这篇祭文的时候，仍然会感受到它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民族感召力。
　　7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而奋斗。在这个奋斗进程中，黄帝精神文化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鼓舞中华民族前进的伟大动力。
　　【注释】
　　①《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②《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③《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
　　④《史记》卷二十六《历书》。
　　⑤《国语·晋语四》。
　　⑥《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⑦《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⑧《周书》卷一《文帝纪上》。
　　⑨《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
　　⑩《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
　　(11)《辽史》卷一《世表》序。
　　(12)《诗·小雅·北山》。
　　(13)《尚书·禹贡》。
　　(14)《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
　　(15)《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16)《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学林出版社，1982。
　　(17)《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
　　(18)《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中华书局，1996。
　　(19)《贞观政要》书首，岳麓书社，1996。
　　(20)《左传》襄公十四年。
　　(21)《左传》昭公十七年。
　　(22)《论语·子罕》。
　　(23)《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24)《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25)《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26)《论语·八佾》。
　　(27)《论语·为政》。
　　(28)《重刻通典序》，见《通典》咸丰九年(1858年)崇仁谢氏重刊本。
　　(29)《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
　　(30)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
　　(31)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387页。
　　(32)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390页。
　　(33)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390、398、399页。
　　(34)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1页。
　　(35)曲英杰主编：《祭祀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2页。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